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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风•家训•家教

时间:2019-10-22 16:03:03  来源:  作者:张宏敏

  

 
引 言:家文化的内涵
“家”对中国人有着特殊的意义,从家庭到家族、到国家、到家国天下。
 “家文化”是传统文化中最主要的内容,从对“家”的定义延伸,“家文化”是一个国家的文化,也是一个家族、家庭的文化。
中国人以《大学》中的“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;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,来说明“家”与“国”的关系。
“家文化”的核心内容有:家训、家规、家教、家风,还有记载家族历史传承脉络的家谱。
家训,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也是家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,它在中国历史上对个人的修身、齐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自汉初起,家训著作随着朝代演变渐丰富多彩。家谱中记录了许多治家教子的名言警句,成为人们倾心企慕的治家良策,成为“修身”“ 齐家” 的典范。例如“一粥一饭,当思来之不易”的节俭持家思想,今天看来仍有积极意义。家训之所以为世人所重,因其主旨乃推崇——忠孝节义、教导——礼义廉耻。简言之,每个家族都有不同的族规家训。家谱中较为常见者,大致包括了以下内容:
(一)注重家法、国法
(二)和睦宗族、乡里
(三)孝顺父母、敬长辈
(四)合乎礼教、正名分
(五)祖宗祭祀、墓祭程序
(六)修身齐家
家规,是指调整家族或者家庭内部成员人身以及财产关系的一种规范。但从规范层次即道德、宗教、法律、风俗、艺术等的综合体意义上讲,家法作为一种家族自治的规范,其产生与法律是同源的。二者都是源于原始社会习惯规范,直到后来“大家”即国家出现后,二者才开始逐渐分离,各自发展。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,家庭的形态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。从严格意义上讲,现在意义上的家庭同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家庭有很大区别,或者说将历史上的家庭称为家族更确切。不可否认,中国古代存在着小家庭,但是这种小家庭是依附于宗族或者家族的。
家教是指家庭内部家长对子女的言传身教,家长通过自己的善言善行来教育子女做人做事的道理。好的家教对于子女一生是至关重要的。
家教传统意义上讲是指家庭内道德、礼节的教育,如:这个孩子没家教;某人家的家教很严格等。家教的本来意义是帮助孩子健康成长,教会孩子做人的道理,家教是个体社会化非常重要的途径。
 家风,一般指一种由父母或祖辈提倡并能身体力行和言传身教,用以约束和规范家庭成员的风尚和作风。家风是一个家庭长期培育形成的一种文化和道德氛围,有一种强大的感染力量,是家庭伦理和家庭美德的集中体现。家风是家庭成员道德水平的集中体现。家风作为一种精神力量,它既能在思想道德上约束其成员,又能促使家庭成员在一种文明、和谐、健康、向上的氛围中不断发展。
 
浙江衢州作为孔氏南宗祖庭,史称“东南阙里”。2005年9月,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第五次到衢州考察时,对南孔文化研究作出指示:“衢州历史悠久,是南孔圣地,孔子文化值得很好挖掘、大力弘扬,这一‘子’要重重地落下去。”[②]2006年9月,习近平同志在“致中国·衢州国际孔子文化节和中国·衢州国际儒学论坛的贺信”中,对开展南孔文化研究又有重要指示:“儒学思想作为人类文化的瑰宝,源远流长,博大精深,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,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……衢州素有‘东南阙里、南孔圣地’之美誉,是孔氏南宗文化的重要发源地,在浙江的历史文脉传承中具有独特优势。对于这一珍贵历史文化遗产一定要倍加珍惜、发扬光大。” [③]那么,作为浙江乃至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“南孔文化”,其思想观念、人文精神、道德规范应该如何总结与提炼,抑或孔氏南宗宗族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什么,则是亟需探讨的学术议题。
一、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
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;地势坤,君子以厚德载物”。自南宋赐家衢州至今,孔氏南宗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。沧海桑田、风云变幻,承受“离祖丧家之苦”的孔氏南宗,始终秉持“诗礼传家”的家族精神,以“衢州孔氏家庙”为物质依托,以“圣裔”所独有的“衍圣”“弘道”使命为精神寄托,衍续至今。从这种意义上来说,孔氏南宗的发家生存史,就是一部具有传奇色彩的家族创业史。
(一)“大宗南渡”不是一帆风顺,而是历经磨难
靖康之变,高宗禅位。建炎二年(1128)十一月,宋高宗于扬州行宫郊祀,孔子48世孙、衍圣公孔端友与其叔父、孔子47世孙、族长孔传奉诏陪祀。建炎三年(1129)二月,金兵占山东、下徐州,直逼徐州、扬州,高宗被迫率僚属南奔。同时,金兵围攻曲阜,孔府、孔庙、孔林及孔氏族裔的安全受到威胁,在族长孔传的支持下,孔端友奉端木子贡手摹“至圣孔子及亓官夫人楷木像”及唐吴道子手绘“先圣遗像”,率近支族人南渡,史称“大宗南渡”。宋高宗驻跸临安(杭州)后,“百官入见”,孔端友、孔传诣阙上疏,“叙家门旧典及离祖丧家之苦”[④]。金兵北撤,高宗定都临安,赐孔传、孔端友定居衢州,是为“孔氏南宗”。
据传说,孔传、孔端友在南下过程中,在镇江一度被金兵追上,孔端友只能怀揣楷木圣像,驾船逃奔,誓与先圣遗像共存亡。此时又刮起狂风,危机时刻,有三位神人托住船只;上岸后,孔端友见天上有篆写的“鲁阜山神”四字,由此推知:这是曲阜的山神前来护卫圣像。[⑤]清乾隆年间,冯世科有笔记小说《鲁阜山神祠记》载此事:“衍圣公孔端友负楷木圣像,扈跸来南,夜泊镇江。奉像舟覆,风浪中有三神人拥像,逆流而上,得于江滨。公焚香祷谢,烟篆‘鲁阜山神’四字。公后赐家于衢,因建祠祀焉。”[⑥]尽管这只是一个传说,也足以说明孔端友一行背井离乡的苦楚与仓皇南渡的艰辛。
衢州孔氏家庙世代珍藏“至圣及亓官夫人楷木像”,也可用来衬托孔氏南宗的自强不息。“祭神如神在”,楷木像珍藏于衢州家庙后,南孔家族视之为先圣孔子化身,八百多年来保护完好,直至1959年被山东曲阜文管会借去。同时,孔端友、孔传立碑镌刻的吴道子画先圣遗像,也完好如初地保存到今天。楷木圣像流传至今、先圣遗像碑保存至今,既是南孔自强不息、顽强生存的生动写照,也是“中华民族顽强生存、中国儒学持续发展的实物见证”[⑦]
(二)孔氏南宗在衢州等地的发家过程,是一部披荆斩棘、自力更生的创业诗史
清康熙年间,孔氏67世孙、衍圣公孔毓圻说:“孔子之道一日不息,则孔子之后一日不绝。”而南孔世系从南宋建炎三年(1129),48世孙、衍圣公孔端友南渡至衢开始算起,诗礼传家,贤才辈出,至今75世孙、“南宗最后一位奉祀官”孔祥楷,已历时28代890年。孔氏南宗世系以衢州为中心,先后在浙江、江西、江苏、福建、安徽、湖北等地发出众多支脉。其中,在衢州城内,又有庙前、乌桥、巷内、南门、河下等支,邻近的有龙游、江山、常山、开化等支。
南迁的孔裔支脉,生存、生活在异地他乡,所经历的艰辛与承受的痛苦,也是一言难尽。这里,我们可以从孔传《祖庭杂记》一书易名为《东家杂记》来寻找答案。孔传在南渡前在曲阜时,就编有记载先圣孔子杂事旧迹的《祖庭杂记》一书;而在南渡后,因感慨时艰,尤其是面对还乡(阙里)无望的时局,遂将“祖庭杂记”易名为“东家杂记”。对此,清代学者钱大昕跋宋刻本《东家杂记》有云:“孔传于宣和六年尝撰《祖庭杂记》,南渡后别撰此书,改‘祖庭’为‘东家’者,殆痛祖庭之沦陷而忍质言之欤?”
再有就是,孔洙让“衍圣公”爵位于北宗后,南宗一度中衰,致使南孔子孙“形同氓庶”;直到224年后的明正德元年(1506),在时任衢州知府沈杰的努力下,朝廷才册封孔子59世孙、孔洙6世孙孔彦绳为翰林院五经博士,子孙世袭。对于孔氏南渡以来的艰辛,清代诗人张际亮在拜谒衢州孔氏家庙并深度了解南孔家族史后,有这样的诗句:“感念丧乱日,万族遭艰屯。礼乐付灰烬,衣冠成钳髡。大运往必复,盛衰相为根。自从南渡来,更历兵戈繁。”[⑧]
二、忠贞不渝的爱国精神
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崇高的品德与追求,同为国奉献、对国家尽责紧密联系在一起,是历经千百年固定下来的对祖国的一种深厚的感情,是为“人世间最深层、最持久的情感”[⑨]。在孔氏南宗家族史上,就曾涌现出不少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,他们舍身成仁的爱国献身精神,至今仍具有巨大的精神感召力。
(一)孔传、孔端友“扈跸南渡”的爱国之举
南宋建炎三年,孔传、孔端友为追随赵宋王朝而背井离乡,此一扈跸南渡之举所体现出来的民族主义情结和忠君爱国的精神,足以证实作为大姓氏、大家族的“孔子世家”,对自己祖国“忠贞不渝”的深厚情感。而一同扈跸南渡的孔端朝,南渡后曾任徽州黟县令、秘书郎、著作郎,经学者考证,“孔端朝是南宋初期文官中为数不多的主战派”[⑩]。也正是因为孔传、孔端友“扈跸南渡”之举,所体现在对国“忠诚”与对家“奉像”(孔子及亓官夫人楷木像)之功德,方被赐家衢州。
明弘治年间,罗璟在《重修(孔氏)家庙记》中这样写道:“(孔)端友之从高宗而南,可谓忠矣;高宗为之立庙赐田,助其为孝也。君臣之间,可谓两尽。”[11]南孔文化中所展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,也正如论者所云:南孔家庙在仪门上悬“东南阙里”,大成殿上挂“泗浙同源”匾,且后为堂曰“思鲁,俾合族讲学”,“以志不忘阙里之旧也”,充分反映了当年“扈跸南渡”、反抗女真贵族掠夺,以及渴望祖国统一的爱国主义精神。[12]
(二)家国危亡之时,南孔后裔的“舍生取义”之举
“忠义”作为孔孟儒家核心价值观之一,要求士人“以道事君”,忠于祖国, “见义勇为”。国家危难之际,南孔后裔多能以担当和忠诚来践行先圣孔子提倡的忠义精神。比如,明末崇祯朝首辅、孔传之子孔端隐的后代、孔子63世孙孔贞运,在明清易代之际,誓死忠于明朝。罢官还家后,得知“甲申国变”,痛哭不已;亲朋好友前来慰问,辄称述“主上圣明,诸臣误国”事,嗣后便绝食;崇祯帝吊死煤山的消息传来,拖着病体,前往哭祭,以致恸绝不能起,被人抬回家即病卒。对此,《明史》本传记:“(崇祯)十七年五月,庄烈帝哀诏至,(孔)贞运哭临,恸绝不能起。舁归,得疾遽卒。”[13]明福王感念孔贞运的忠贞,赐谥号曰“文忠”。
孔子68世孙孔传曾忠于清王室,太平军攻下衢州后,威武不屈,舍身成仁。对此,《孔氏南宗考略》载:“咸丰八年(1858)三月,太平军至其乡。妻周氏、妾王氏、子妇徐氏、三弟妇余氏、女孙凤兰,俱投水完节。传曾以侍母未死。未几,太平军再至,传曾被太平军掳去,翌晨逸归,见母陈氏已自缢死。藁葬毕,传曾告门人曰:‘母死何恋?且身为贼缚,岂可再辱!’乃为文识其始末,浴其衣冠,亦自经。”[14]咸丰八年,太平军陷武义,时任武义教谕、孔子70世孙孔广升(字允升,号旭楼),在援军不到、城池失守之时,衣冠穿戴整齐,向北行再拜礼,自缢于先圣大成殿侧。[15]对于孔广升舍身成仁、忠义许国的英勇气概,时人郑永禧赋诗《怀昔人·忠烈门·孔旭楼孝廉》:“尼山一瓣奉馨香,忍见邱虚作战场。碧血满腔无处洒,衣冠留得傍宫墙。”[16]孔孟儒家所倡导的“杀身成仁”的忠义精神,在孔广升身上也得到充分的诠释。
今天看来,孔贞运、孔传曾、孔广升“忠臣不事二君”“舍身成仁”的做法,可以说是“愚忠”;但是在儒家看来,他们的“殉难”方式确系“忠贞”。
三、谦让和谐的人文精神
仁义、礼让、谦逊、和谐,系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。此一儒家式的道德人文精神,在南孔后裔身上也有淋漓尽致的体现。
(一)孔洙宁违荣而不违道”的“让爵”之举
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,北宗“衍圣公”孔浈,因冒姓被夺爵,至于由谁来袭封“衍圣公”,历经廷议,确认“寓衢(州)者乃宗子”。至元十九年(1282),诏南孔第53代长孙孔洙入觐,令携家北迁曲阜,载爵奉祀孔庙。接诏后,孔洙进京向元世祖陈述自己的“两难心境”:衢州已有五世先祖之墓,若遵诏北迁,则要离弃先祖坟墓;若不离弃先祖庙墓,则有违圣意。再加上有老母要奉养,孔洙表示愿将“衍圣公”爵位让给在曲阜的族弟孔治。元世祖大喜,称赞孔洙:“宁违荣而不违道,真圣人后也!”就这样,由于南宗孔洙的礼让,曲阜孔治获元朝“衍圣公”世袭爵位。南宗之罢封由此始。
孔洙让爵事,《元史》《资治通鉴纲目》具载。清人邵远平《元史类编》也有记载:“孔洙,圣裔也。自宋南渡,孔子四十八代孙端友从南,家衢州,袭封衍圣公;金人亦求其在曲阜者(孔端操)封焉。(元)世祖既平宋,议所立,或言‘寓衢者为大宗’。召洙至,欲封之,使归鲁。洙以先世庙墓在衢,不忍舍,固让其爵于在鲁者(孔治),且以母老乞南还。世祖嘉之,曰:‘宁违荣而不违道,真圣人后也。’授祭酒兼提举浙东学校,以便奉母。自端友后,六世皆裔衍圣公,其罢封自洙始。”[17]孔洙“让爵”之举,既体现了儒家的尊亲、孝道理念,又践行了以和为贵的谦让风范。正如儒学研究资深专家吴光教授所言:“南宗孔洙的礼让,是让爵、让政统,不是让嫡、让血统。孔洙以后,衍圣公的爵号就归北宗了,但这并没有改变南宗仍然是孔氏大宗、宗子的地位。所以明末大儒刘宗周还是称南宗为大宗。南宗的‘让爵’体现了‘违荣不违道’、以大局为重、以和为贵的精神,这是儒家文化的真精神。”[18]
(二)孔氏南宗在处理孔子夫妇楷木像归还一事上的“礼让”态度
自孔端友偕孔子夫妇楷木像至衢州,楷木圣像便一直珍藏在南宗孔庙“思鲁阁”内,这也成了孔氏南宗最有代表性的家传信物。顾名思义,“思鲁阁”的命名,有南迁孔裔不忘山东曲阜(阙里)的故乡和家人之意,寄托着他们无时无刻不思念故乡、思念先祖和骨肉兄弟的真挚感情。宋元明清各朝的封建帝王,以及辛亥革命以后的民国政府,都尊重孔氏南宗的这种感情。
孔子夫妇楷木像,原本属于衢州孔氏家庙的“思鲁阁”,但是在1950年代被曲阜文管会 “借去展览”。改革开放以来,相较于儒家文化在山东曲阜受到的重视,衢州乃至浙江的“儒学热”相对冷清。于情于理,孔子夫妇楷木像应该回归南孔家庙的“思鲁阁”;但是,衢州孔庙管委会主任、孔子75世孙孔祥楷先生的态度,则有别于常人,表现出一种“反正也都在老祖宗家里”的谦让态度。
据曾任衢州市市长的郭学焕回忆:“孔氏南宗家族后裔和衢州不少有识之士都有一个企盼,孔子夫妇的楷木圣像能回归南宗。……记得有一次,我(按:指郭学焕先生)向孔祥楷建议,开始他觉得有道理,欲一试。可后来,我再问及时,他叹了一口气,说‘反正也都在老祖宗家里’。言下之意,也就任其去吧。他短短的一句话,我不禁联想起了当年53代孙孔洙让爵之举,倒让我再次体会到孔氏南宗子孙们那种包容和博大的胸怀,真不愧为圣人之后也!”[19]此外,孔氏南宗在追求社会和谐、家族和睦的同时,还追求个体身心的安宁与和谐。比如58世孙孔公诚,与人为善、仁恕夷坦,尝语人曰:“我所以存存不舍,与所以遗子孙者,‘心田’二字耳。心田若好,何福不长?” [20]“积善之家必有余庆”,呵护自家“心田”,与人为善,这也是儒家的一种和谐观。
四、勤勉肯干的敬业精神
事实证明,举凡在仕宦政绩上有所作为的南孔后裔,皆能秉持孔子“修己治人”“修己以安百姓”的祖训,珍惜荣誉、恪尽职守,为官清廉、为民请命。
(一)孔传:“操行介洁,不为利诱势怵”
孔传南渡前即任职于北宋朝,元祐四年(1089)任仙源县主薄,元祐八年(1093)升县尉,政和五年(1115)任京东路转运司管勾文字;徽宗宣和初年出知陕西邠州,任上“锄强抉贪,吏民畏服”。南渡赐家衢州后,“操行介洁,不为利诱势怵”:建炎四年(1129)出知峡州,绍兴三年(1133)以平“寇”有功,出知抚州军州事;绍兴四年(1134)七月,与抚州相邻的建昌军叛乱。此时,年届七十的孔传,临危受命,“单车往谕,叛兵以平”。对此,《孔氏族谱》载:“建昌军卒叛变,屡招降,不受,必欲见(孔)传为信。(孔)传单车往谕,叛兵以平。”因平叛有功,孔传擢升提举江南西路常平盐茶公事。因年事已高,同年九月致仕回衢,以著书讲学终老。[21]从孔传的简短履历中,可见圣裔后人珍惜荣誉、恪尽职守而受人敬仰。
(二)孔繁豪:为保护“圣人楷木像”而客死异乡
1939年5月,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为确保衢州圣人楷木像安全,使其免遭日寇掠夺,电令浙江省政府速令时任南宗奉祀官孔繁豪,护送楷木像离开衢州择地供奉。当时的龙泉县为抗日大后方,浙江省政府即电令龙泉县政府择地供孔繁豪落脚。6月5日,孔繁豪携楷木像到龙泉,供奉于八都镇李家祠堂内。
1940年冬,由于日寇逼近,浙江省政府又电令孔繁豪保护圣像转移到庆元县。1941年9月,庆元县孔庙隆重举办“秋祭大典”,将楷木像供奉于大成殿,由孔繁豪亲自主祭,参加者为政府官员及文化界人士数百人。1942、1944年,衢州两次被日寇沦陷,孔氏家庙及大批文物惨遭毁坏,孔氏族属也流落四方;时在庆元的孔繁豪闻讯,忧愤成疾,不幸于1944年10月咯血暴亡,年仅54岁。[22]
(三)孔墉:“一生清贫、为官清正”的典范
南孔宁海支69世孙、为国捐躯的抗日将领孔墉,也是南孔后裔中“一生清贫、为官清正”的典范。孔墉为人正直,处理政务时更是不徇私情。1925年任浙江陆军第一师军法处处长驻军徐州时,曾奉命查办萧县巨案,由于执法严明、断案公正、雪冤惩奸而赢得民心;部队离开徐州时,当地民众夹道拈香相送。[23]
孔墉经常吟诵在宁海广为流传的四句诗:“十山九无头,清官不久留。家无三代富,溪水反弓流”,用来教育子女。在吟诵到“家无三代富”时,一边摆动两手,表示自己的两袖清风,一边说:“这是老子做官,留给你们的。” [24]赵福莲研究员撰《守土殉国的孔墉》文,在介绍孔墉英勇事迹后,特意指出:“孔墉一生清贫,纤尘不染,虽寄身政界军旅二十余载,身后所遗,唯180元存款而已。”[25]南孔后裔的吏干才能以及为官清廉、为民请命的事迹也代代流传,后世历代官修《西安县志》《衢州府志》中皆有记载。
五、崇儒重道的文教精神
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、教育家与儒家学派的创始人,作为圣裔的孔氏南宗,影响封建王朝“崇儒重道”的国家政策,或著书立说,传承发展儒家学说;或修撰家谱,衍续“孔子世家”的荣耀。他们还践行孔子的“平民教育”理念,致力于开展平民教育,或为学官、或为山长,这就为南宋以降“圣人之学”及儒家礼乐文明在江南大地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(一)孔氏南宗家塾对孔氏世家“兴学”“崇学”“好学”家风的代代传承
孔氏南宗的家塾,萌芽于南宋初年孔传创办的“私学”,滥觞于南宋后期的“思鲁堂”,兴盛于明清时期的家塾、书院,转型于清末民初的近代学校。南宋后期的菱湖家庙特辟“思鲁堂”,作为南孔后裔的讲学之地,以传承孔子世家所独有的“诗礼传家”理念及“崇学”“兴学”的优良家风。
明嘉靖年间,孔氏南宗家塾在时任衢州推官刘起宗的支持下,得以重办,“其塾舍在郡城南隅,于正堂外为东序以迪成人,西序以训幼稚”。嘉靖二十年(1541),阳明学者邹守益受邀至衢麓讲舍讲学,南孔家塾有童生四十余人与焉;应孔氏族人之邀,邹守益作《新建孔氏家塾记》。[26]记文中,对“孔氏童子四十余人,歌《鹿鸣》《伐木》之章,恍然若游洙泗,聆丝竹也”的受教场景,记载甚详[27]
孔氏家塾的“学训”是“好学”,出自《论语》:“好仁不好学,其蔽也愚;好知不好学,其蔽也荡;好信不好学,其蔽也贼;好直不好学,其蔽也绞;好勇不好学,其蔽也乱;好刚不好学,其蔽也狂。”[28]受过南孔家塾教育的圣裔,大多是“崇学”的典范,比如孔传之孙孔行可,“性嗜经史,至老犹手不释卷”,[29]尤精音韵学。南孔50世孙孔元龙也是好学上进的典范,从政致仕后,即以“教书为业”,“年至九十仍手不释卷” [30];为了彰显《论语》“学”的地位与价值,孔元龙还与胞弟从龙一起,效仿张南轩辑录《洙泗言仁》的做法,把《论语》中涉“学”语录辑编成《鲁论言学》一书,南宋大儒真德秀亲自作序,予以称颂。
南孔53世孙孔演在元初出任柯山书院山长,尔后升任嘉兴路教授,任上则竭力兴学:倡建义学八斋,小学颐讲之堂。[31]南孔71世孙孔昭晙,年少家贫,嗜好读书,博通经史。清同治九年(1870)优贡,因祖母、生母年老,不忍远游,遂就教职,以娱亲课子为乐;浙江学政瞿鸿禨寻访他,有“品学两优,不愧为圣人后裔”之赞。[32]这从一个侧面,也说明了南孔后裔在家族、家塾教育中提倡并力行“崇学”“好学”“兴学”的优良学风。
(二)孔氏南宗名贤以出任学官、讲学弘道的方式传播圣人之学
孔氏作为“中国第一世家”,诗礼传家,贤才辈出。南孔后裔中被封学官,成为教授、学正、教谕、山长者比比皆是。以元代为例,因孔氏南宗罢封,这一时期的南宗孔裔名贤中以出仕学官最多。徐映璞《孔氏南宗考略》记载了元代孔氏南宗34位名贤的小传,其中多达26人有担任学官的经历。[33]比如,53世孙、衍圣公孔洙在让爵后,即官拜国子祭酒兼提举浙东学校;嗣后,又提举福建道儒学。54世孙孔思俊,历任庆元路鄮山书院院长、湘潭州教授,又在同安县尹任上创办大同书院。总之,“元代以后,随着衍圣公孔洙让爵,正宗罢封,大批南宗有学之士走出家门,以‘化民成俗’为己任,出任各地学官,足迹不仅遍及浙、闽、赣、皖、苏、粤、湘、鄂等江南诸省,甚至远至甘肃、山东诸省” [34]
说到担任学官,最为显赫的是明清以来由孔氏南宗派员主持的杭州万松书院祭祀事。据《孔氏南宗考略》载:“弘治十一年(1498),浙江右参政周木因寺旧址改建万松书院。自书院落成,乃奉圣像于此,而徵衢州南宗圣裔58代孙公衢、公绩昆季来供祠祀,给山地五顷,故亦称孔家山。”明嘉靖九年(1530),全国学宫、书院的孔子像一律换成木主牌位,唯有万松书院以家庙例,仍保留圣像。为此,61世孙孔弘章特地将保存在衢州家庙中的唐吴道子绘“圣像碑”摹刻于万松书院内,至今在书院旧址还可以辨识出当年所摹孔子像。[35]从明弘治十一年(1498)算起,至1949年5月杭州解放,孔氏南宗委派族人来主祀万松书院长达450多年。
(三)孔氏南宗诸贤还通过著书立说的方式阐释儒家思想
自南宋初年赐家衢州,孔氏南宗便注重维护“世家”的家族荣耀,为传承圣学而尽心尽力。比如,随孔端友南渡寓的族长孔传,率先垂范,著有《东家杂记》《孔氏六贴》等儒家文献。据考证,编成于南宋绍兴甲辰年间的《东家杂记》,上卷分九类:《姓谱》《先圣诞辰讳日》《母颜氏》《娶亓官氏》《追封谥号》《历代崇封》《嗣袭封爵沿改》《改衍圣公》《乡官》。下卷分十二类:《先圣庙》《手植桧》《杏坛》《后殿》《先圣小影》《庙柏》《庙中古碑》《本朝御制碑》《庙外古迹》《齐国公墓》《祖林古迹》《林中古碑》。[36]孔传编书时,去古不远,孔庙(府、林)旧迹多存;而南渡之后,面对还乡(曲阜)无望的时局,孔传为留住乡愁、保存“阙里”印象给南迁圣裔,便通过自己的回忆与南渡族人的印证撰成《东家杂记》。
还有前文提道的南孔50世孙孔元龙、从龙兄弟,年少尚志笃学,师从理学家真德秀。孔元龙撰《洙泗言学》《晦忠策》,面呈朝廷。宋景定三年(1262),元龙被衢州知州谢奕中聘为柯山精舍山长,又撰《柯山讲义》《论语集说》,另著《鲁樵斐稿》《奏议丛璧》等。真德秀为《洙泗言学》撰跋,曰:“(元龙)君以先圣之裔,而精研先圣之书,其所发明,有补学者不浅。虽《鲁论》二十篇,言仁与学,……既而绎之,实无一语之非‘仁’,亦无一语之非‘学’也。”[37]《论语》一书的精义即是“仁学”,而孔元龙作为“先圣之裔”,以“衍圣”“弘道”为志业,编《洙泗言学》即是对其“圣祖(孔夫子)”道统、学统的传承。
六、求真务实的理性精神
南孔文化中也有“求真务实”的理性精神,集中体现在南宗北宗合力勘定“阙里谱系”,和衢州南孔为婺州榉溪南孔“辩诬”这两件事上。
(一)孔氏南宗与北宗合力勘定“阙里谱系”
南宋以降,由于孔端友扈跸南渡而成衢州“孔氏南宗”,滞留曲阜的孔氏族人则为“孔氏北宗”;也由于宋金对峙以及“孔洙让爵”事件的影响,再加上南北交通不畅,南北二宗在续修孔子世家“阙里谱系”一事上,难免有歧。为使续纂的“阙里谱系”合乎史实,南宗定期派人北上,与北宗一起勘定《南北宗图》,订正谱系记录中失实失考、自相矛盾的记载,审定“何事为真,何事为伪”,使“阙者补之,讹者正之”。
兹举明洪武年间南北二宗合谱事。洪武十二年(1379),南宗54世孙、西安县学教谕孔思模,持《南宗家谱》赴曲阜祭拜孔林、孔庙,与北宗56世孙、衍圣公孔希学等一起参究碑刻,编序宗次,考订宗谱;对于孔氏子孙在“阙里谱系”中未载及事功缺略者,悉数补齐;讹误者,则一一勘正。孔思模“唯实求是”的工作作风,也赢得北宗族人及衍圣公的赞许。[38]此外,嘉靖三年(1524),南宋62世孙孔承美重修“南宗家谱”时,秉持先圣孔子的“春秋笔法”,对于圣裔诸事“有善必录,有过必惩”,真正实现了“编订宗谱以明世派,以正行名”的初衷。孔承美“唯实求是”的修谱之举,也是南孔文化“求真务实”精神的真实写照。
(二)衢州南孔为婺州榉溪南孔“辩诬”
承前文所述,南渡孔裔孔若钧、孔端躬父子至婺州榉溪(榉川)定居。南宋宝祐二年(1254),宋理宗依衢州孔氏家庙恩例,在榉溪南岸、杏坛园前赐建家庙,御赐“万世师表”金匾,并下旨:孔端躬子孙照例,免赋税劳役;白身最长者,可荐朝录用。从此,榉溪孔氏后裔也享有了除曲阜和衢州以外的孔氏后裔特殊待遇。然而,榉溪孔氏的与世无争、默默无闻,也承载了太多的辛酸与苦楚;因为在榉溪孔氏近九百年的历史长河中,有三百多年被诬指“冒认孔裔”。这又是怎么回事呢?
原来在明朝万历年间,永康邑人应希圣、俞柏在编修《永康县志》时,不加考证,随意诬指榉溪孔端躬后人冒认圣裔,还撰刻《禁诬冒圣裔碑记》,立于永康县明伦堂右侧。从此,榉溪孔氏后裔被无端蒙冤三百年。[39]清光绪十七年(1891),永康县筹备修撰《永康县志》,邀请榉溪孔裔孔宪成与焉,使其得以接触历代官修《永康县志》。在翻阅万历《永康县志》时,发现其中有“鬼溪冒认圣裔”云云;永康方言中,“榉”和“鬼”同音,《县志》把“榉溪”诬为“鬼溪”。对此,孔宪成颇为气愤,当即聚集榉溪族人商议此事;并派人携榉溪《孔氏宗谱》前往衢州,向时任五经博士孔庆仪申诉,要求协助予以平反。孔庆仪作为南孔宗子,得知事情原委后,当即移文永康县衙要求为榉溪孔裔“平反”。光绪十八年(1892),时任永康知县郭文翘,收到孔庆仪移文后,立即会同永康县志局人员剔除原志稿中“鬼溪冒认圣裔”云云。
随后,榉溪孔氏族人又在明代《学志》和《禁诬冒圣裔碑记》中,发现了“鬼溪”和“冒认圣裔”字样。孔庆仪得知此事,感到事态严重,遂冒着酷暑,越数百里,携带《孔氏南宗族谱》到永康,约见知县和儒学教谕、教授两师,共同议定“鬼溪冒认圣裔”事。在对照南北二孔合修《宗谱》和榉溪编修的《族谱》后,一致认为:两族同出一宗,毫无异议,榉溪孔氏确系宋代南渡时隐居圣裔。为正视听,孔庆仪撰《辩诬冒认圣裔碑记》[40],立于永康县学明伦堂旧立《禁诬冒圣裔碑记》侧。至此,榉溪孔氏被诬冒认圣裔三百年之冤终被洗白。[41]从衢州南孔为婺州南孔“辩诬”这件事中,我们既可以看出衢州南孔秉持“南孔是一家”的家族理念、主持公道的正义之举,也充分体现了孔氏南宗“求真务实”的理性精神。
七、“浙泗同源”的南北一家精神
南宋初年,南渡圣裔在衢州安家;绍兴二年(1132)衍圣公孔端友卒后,南宋册封孔端友之子孔玠为衍圣公。金天眷三年即南宋绍兴十年(1140),与南宋对峙的金熙宗,册封孔端友在曲阜的留守之弟孔端操之子孔璠为“衍圣公”,主持曲阜祀事。自此,孔子世家内部形成了两个“宗子”、两个“衍圣公”的局面,直至蒙元统一中国,南宗让爵于北孔。
(一)南孔家庙“思鲁阁”就是“不忘初心”的实物象征
自唐朝后,全国各地皆设孔庙,但家庙仅有两座,一为山东曲阜的孔氏家庙,二为浙江衢州的孔氏家庙。南宋后期,孔氏南宗在衢州城东创建“菱湖家庙”,庙中特辟“思鲁阁”,[42]阁上供奉孔子及亓官夫人楷木像,阁下立孔传、孔端友勒石吴道子稿本摹刻的“先圣遗像碑”。阁楼之所以取名“思鲁”,即有思念鲁地、思念故乡、思念先祖孔庙(含孔府、孔林)、思念阙里宗亲之寓意。
几千年前,山东人把家叫“阙里,后世便借用孔子家在曲阜的“阙里之名,将衢州孔氏家庙称为东南阙里。“东南阙里的称谓,也是孔氏南北二宗“同根、同宗、同源”的体现。明正德年间重建的“新桥街家庙”,大成门上悬“东南阙里”匾额,就体现了衢州作为孔氏南宗族人故乡的应有地位;再进大成殿,则悬“泗淛(浙)同源”匾额,意为“两孔一家亲”,即有孔氏南宗北宗“同根同源、共同发展”的深刻含义。
泗浙同源”抑或“浙泗同源”的孔氏宗族之谊,在南孔73世孙孔庆仪身上也有鲜明的体现。1919年,北洋政府颁布《崇圣条例》,改翰林院五经博士”为“奉祀官”,孔庆仪受“大成至圣先师南宗奉祀宫”衔。同年,孔庆仪北上,在曲阜拜谒祖庙后进京,向北洋政府内政部请示南宗祀田保护事宜,并得到批准。期间,北宗“衍圣公孔令贻病卒于京城,孔令贻无子,孔庆仪就扶榇至曲阜,并以族曾祖父、“南宗奉祀官”身份,担任北洋政府时任大总统徐世昌下令成立的“监产委员会”成员,俟孔令贻侧室王氏生子孔德成、报部承袭事定后,才于翌年盛夏返衢,从而留下了“南北一脉”的佳话。[43]
(二)南北两宗合力续修“阙里谱系”
谱谍,即家谱、族谱、宗谱,是记述氏族或宗族世系的重要文本。据考证,孔子46世孙孔宗翰于北宋元丰年间编有《孔氏旧谱》,主要收录直系长子长孙。嗣后,南宗48世孙孔端朝于南宋绍兴初年撰有《续阙里世系》,51世孙孔应得于南宋景定年间编成《续阙里谱系》。元明以降,随着孔氏南宗宗族制度的逐步完善,为维护“孔子世家”殊荣而同北宗合力续修“阙里谱系”,便成为一项重要的家族事务。比如,在元大德四年(1300),南宗53世孙、遂昌县尹孔津与北宗53世孙、秘书省著作郎孔淑参订《南北宗图》,并合为一本。天历二年(1329),53世孙、平江路吴江州判孔涛,至曲阜拜谒孔庙,与北宗54世孙、衍圣公孔思晦,考订南北各宗支,合力续纂《阙里谱系》。[44]
前文提道,洪武十二年南宗54世孙孔思模赴曲阜与北宗56世孙、衍圣公孔希学,考订宗谱;南还之日,孔希学赋诗《送五十四代孙孔思模西安教谕南还》,对“南北一脉”的真挚情感有充沛的渲染:“派出仙源本一宗,余枝如绍固难同。三衢岁久成家业,千里心诚谒圣容。夜饮醉归槐市月,春衣香惹杏坛风。愿期南北贤诸族,与道绵绵万古隆。”[45]有感于南北两孔的同宗同根同源之情,明代学者李昌祺在为衢州孔氏家庙所赋《题圣庙》诗有云:“阙里崇林庙,柯山盛子孙。浙居从宋徙,谱牒到今存。水木根源重,彝伦圣道尊。六经如日月,千古照乾坤。” [46]
“南北一脉”“两孔一家亲”的精神也流传至今。1994年1月,孔子75世孙、时任曲阜文管会主任孔祥林来访衢州孔氏家庙,即题辞“南北一脉”。1995年11月,衢州文化局承办了“中国孔庙保护协会成立及首届年会”,孔祥林以北宗75世孙身份与会,与南宗75世孙孔祥楷共同举办记者招待会,还联合签赠《论语》作为纪念。[47]2006年7月,孔祥林在赠送浙江友人的一首《南宗中兴歌》中,有云:“创业艰难守更难,析薪还赖子负荷。北南一脉情切切,我唱南宗中兴歌。” [48]这也充分体现了南北孔氏后裔代代传承的“泗淛同源”之谊。
八、开放包容的创新精神
周易·乾·文言》有“终日乾乾,与时偕行云云,这是“与时俱进”的经典出处。在漫长的社会演变过程中尤其是在社会生产、文化教育方面,孔氏南宗一直奉行并实践着与时俱进、开放包容的变革创新精神,与时代同发展、共进步。
(一)孔氏南宗“开风气之先”,接轨现代西方教育
清末民初,响应近代西方文明的熏陶,孔氏南宗中有不少青年才俊出国留学,学习新知。比如,光绪二十七年(1906),71世孙孔昭仁与同县刘泰钦膺选到日本留学,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博物科;当时衢州出国留学者甚少,他们“剪发易服”的举动更是“开风气之先”。南宗奉祀官孔繁豪,早年也是早稻田大学师范科毕业。他们秉持锐意进取的理念,引领维新潮流,为浙江乃至江南近代社会的重大转型作出表率。
再有就是孔氏南宗家塾的演进,也与近代教育的变革同频共振。光绪二十九年(1903)废科举,南孔73世孙、五经博士孔庆仪“慨旧学之不足,力与维新”,遂把孔氏南宗的“承启家塾”改建为“孔氏中学堂”;宣统二年(1910),又易名为“两等小学堂”;民国初年,改称为“孔氏完全小学校”。缘此,孔庆仪被誉为“得风气之先”的新派人物。1937年,南宗奉祀官孔繁豪顺应时代的教育改革,把“孔氏完全小学校”改建为“衢县尼山小学”。至此,南孔家族教育走出庙府、走向社会,在生源上,既收受孔氏裔孙,也接受邑人学童;到1945年,全校有12个班级600余名学生,其中孔姓学生不足10%,这就与一般公立小学无异。1950年易名“衢县人民小学”,1992年又复名“尼山小学”。[49]孔氏南宗家塾在近现代以来的数次易名,及其由私塾家学演变成公办学校的历程,完全可以视作一种开放图强的进取精神。
(二)南孔家庙倡导的当代人祭祀孔夫子
孔子在后世被尊称为“万世师表”“至圣先师”,而“祭孔”则是历代帝王、士人民众表达对孔子崇敬之意的重大社会活动。作为有“先圣嫡裔”之称的孔氏南宗,亦将祭孔活动置于重要的地位,世代传承,并且秉持“礼,时为大”的与时俱进精神,不断创新形式、丰富内容,结合时代特色而赋予新的内涵与文化特质。[50]
2004年9月28日,孔子诞辰2555周年纪念日,衢州市举行了1949年以来的首次祭祀大典。南孔祭祀大典的定位为“当今社会各界祭祀孔子,不沿袭仿古的祭祀形式”,即“当代人祭祀孔夫子”。“献五谷”代替了“供太牢”,银杏叶和古柏叶系以黄丝带代替了贵宾佩戴的鲜花,着现代正装的市民代替了着古代服装的“演员”,改佾舞为朗诵《论语》章句,全场合唱歌词是《礼运·大同篇》的《大同颂》。[51]整个活动既有民族特色,又有时代气息。此外,还把孔氏家庙孔子牌位上“大成至圣先师之神位”的“神”字拿掉,改成了“大成至圣先师之位”,“因为孔子他是人,不是神。”
2004年10月12日,参加了9月28日南孔“祭孔大典”的葛德斯堡大学教授司马黛兰女士,写信表述了自己对“南宗版”祭祀典礼的称赞:“我们看到你们在祭孔改革方面进行着严肃的、踏踏实实、成功的尝试……你们废止了华丽的服饰和舞蹈,废止了牛羊祭品,废止了古乐旧器的喧闹,把钢琴搬到大成殿前,是个很了不起的创造!你们删去了孔子牌位上‘神位’二字,堪称大手笔。”[52]从2008年开始,每年还邀请世界各地孔子学院的师生代表来衢州参加祭孔典礼。截至2018年9月28日,南孔的“当代人祭祀孔夫子”典礼已进行了15次,真可谓是“弦歌15载,在‘当代人祭孔’理念中创新前行”[53]
结 语
南孔北孔,同宗同源。作为传统儒家文化的重要一脉,孔氏南宗文化无疑是儒家文化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通过对孔氏南宗发展演变史及南孔文化中思想观念、道德规范的梳理,我们可以用“自强不息、忠贞爱国、谦和仁爱、勤勉肯干、崇儒重道、求真务实、浙泗同源、开放包容”来提炼与总结孔氏南宗文化的基本精神。
千百年来,孔氏南宗在推动儒家文化传播、提升人文教化、改良民风习俗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,对浙中乃至江南地区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社会进步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。
不忘初心,方得始终。在新的历史时期,梳理源远流长的孔氏南宗文化中所蕴含的思想观念、人文精神、道德规范,传承自强不息、忠贞报国、谦和仁爱、勤勉肯干、崇儒重道、求真务实、浙泗同源、开放包容的南孔文化基本精神,这对于坚守中华文化立场、弘扬儒家道德人文精神,推动南孔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,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指导意义。


[]作者简介:张宏敏,哲学博士,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,兼任浙江省儒学学会副秘书长,研究方向为传统儒学与浙江学术思想史。杭州 310007
联系方式:15067106580;电子邮箱:zhanghongmin2008@126.com.
 
[] 转引自《衢州:打造“一座最有礼的城市”文化符号》,《浙江日报》2018年8月4日。
[] 转引自2006年9月28日《衢州日报》头版,又见2015年9月25日《衢州日报》头版:《2006年习近平致衢州国际儒学论坛的贺信》。
[] 衢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:《东南阙里:衢州孔氏南宗家庙》,北京,商务印书馆,2016年版,第7、134页。
[]《东南阙里:衢州孔氏南宗家庙》,第15页。
[] 转引自《东南阙里:衢州孔氏南宗家庙》,第151页。
[] 鲁衢:《子贡手刻孔子夫妇楷木像》,载涂可国主编:《社会儒学论从》(第一辑),济南,山东人民出版社,2017年版,第600页。
[] (清)张际亮著,王飚标点:《思伯子堂诗文集》,上海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7年版,第1190页。
[] 2018年5月2日,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,明确指出:“爱国,是人世间最深层、最持久的情感,是一个人立德之源、立功之本。”
[]吴锡标、刘小成:《孔氏南宗》,杭州,浙江大学出版社,2016年版,第38页。
[11](明)罗璟:《重修(孔氏)家庙记》,转引自《东南阙里:衢州孔氏南宗家庙》,第171页。
[12]《东南阙里:衢州孔氏南宗家庙》,第11页。
[13] (清)张廷玉等:《明史》,北京,中华书局,2000年简体字版,第4369页。
[14]庄月江:《想起了全家殉节的孔传曾先生》,载《衢州日报》2016年9月12日。
[15]《东南阙里:衢州孔氏南宗家庙》,第148页。
[16] 民国《衢县志》卷二十三《人物志三·孔广升》,转引自《儒风浩荡:孔子南宗与江南社会文化》,第117—118页。
[17] 转引自崔铭先:《衢州孔氏家庙及其文化内涵》,载《东南阙里:衢州孔氏南宗家庙》,第229页。
[18] 巫少飞、陈霞:《“南孔不仅在文化史上有重要地位,在当代也具有价值”:吴光教授做客首期“南孔大讲堂”精彩实录》,《衢州日报》2018年9月10日。
[19]《孔子后裔在浙江》,第116页。
[20]《东南阙里:衢州孔氏南宗家庙》,第22页。
[21]《东南阙里:衢州孔氏南宗家庙》,第134-135页。
[22]《东南阙里:衢州孔氏南宗家庙》,第149页。
[23]《孔子后裔在浙江》,第273页。
[24]《孔子后裔在浙江》,第284页。
[25] 罗剑华编:《孔墉诗文集·附录》,杭州,西泠印社,1999年版,第138页。
[26] 张卫红:《邹守益年谱》,北京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3年版,第233页。
[27] 董平编校整理:《邹守益集》,南京,凤凰出版社,2007年版,第378页。
[28] (宋)朱熹: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北京,中华书局,1983年版,第178页。
[29]《东南阙里:衢州孔氏南宗家庙》,第136页。
[30]《东南阙里:衢州孔氏南宗家庙》,第137页。
[31]《东南阙里:衢州孔氏南宗家庙》,第140页。
[32]《东南阙里:衢州孔氏南宗家庙》,第148页。
[33]《东南阙里:衢州孔氏南宗家庙》,第59页。
[34]《东南阙里:衢州孔氏南宗家庙》,第128页。
[35]《东南阙里:衢州孔氏南宗家庙》,第129页。
[36] 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: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》(整理本),北京,中华书局,1997年版,第796页。
[37] 转引自《东南阙里:衢州孔氏南宗家庙》,第188页。
[38]《东南阙里:衢州孔氏南宗家庙》,第127页。
[39]《孔子后裔在浙江》,第297页。
[40] 碑文内容参见郭学焕《孔子后裔在浙江》,第298页。
[41]关于衢州南孔为婺州榉溪南孔“辩诬”一事的转述,拙文写作主要采用孔金宝撰文:《磐安榉溪,一草一木皆故事》,见mp.weixin.qq.com/s?__biz=MzU2M.
[42]《东南阙里:衢州孔氏南宗家庙》,第35页。
[43]《东南阙里:衢州孔氏南宗家庙》,第149页。
[44]《东南阙里:衢州孔氏南宗家庙》,第126—127页。
[45]《东南阙里:衢州孔氏南宗家庙》,第180页。
[46]《东南阙里:衢州孔氏南宗家庙》,第181页。
[47]《东南阙里:衢州孔氏南宗家庙》,第220页。
[48]《孔子后裔在浙江》,第130页。
[49]《东南阙里:衢州孔氏南宗家庙》,第124—125页。
[50]《儒风浩荡:孔子南宗与江南社会文化》,第46页。
[51]《孔子后裔在浙江》,第133—141页。
[52]转引自李啸:《孔氏南宗家庙祭祀孔子:“当代人祭孔”的衢州实践》,《衢州日报》2011年9月30日。
[53]张帆、罗东哲:《衢州:南宗孔庙与“一座最有礼的城市”构建的真实内涵》,见“人民网浙江频道”,2018年9月28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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